胡长春 <<战国玺印(分域音序)>>影印

编辑: 大为书画网
作者: 邱世鸿

  再现战国玺印的文化价值
——评胡长春《战国玺印（分域音序）》
   邱世鸿

    胡长春教授早年出版了《新出土殷周青铜器铭文整理与研究》上下册，上限接《殷周金文集成》，截止时间1994年，下限至2002年底。当时其对金文的整理和研究，尤其是补编工作已是非常令人叹服。18年过去了，已到西南大学的胡教授又在不懈努力，近年申报“中国书法与古文字研究”博士点成功，出版了《中国书法与古文字研究》，拓展了研究领域。近日他及其研究团队共同完成了对战国古玺印章的户籍编制工作，编成《战国玺印（分域音序）》上下两册。他们利用最新资料，锁定9371玺印文字的户籍、编号、引文、注释、索引、分域等，工作量庞大，但他们却做得细致周到，印章分类易查，于学术界、艺术界及教育界皆有裨益。细观此书，我以为有以下三方面的价值。

体现文字考证的价值

    胡长春早年攻读硕士期间，跟随著名学者、书法篆刻家徐无闻先生，于书法、文字之研究方法颇受徐先生启迪。徐无闻先生曾说：“研究文字学，不论是理论的探讨，还是文字的考释，都需要以整理字形资料，编纂工具书为基础。” 这是胡长春编辑此书的出发点。在攻读博士期间，他跟随何琳仪教授专攻文字学，更加积淀了专业素养。他在“古文字考释与汉字形体演变研究”的课题中有着具体的考证呈现，发表于《古文字研究》《汉字研究》等专业期刊上，足证其功力。
所以胡长春在书法与文字之间立足，很容易拓展空间，追求“文书合一”“书画同源”交叉学科内在逻辑的必然性。胡长春独具之优势，使他能够跨学科研究又能独立深入每个领域。对战国玺印文字的释读，为其早年之夙愿，即为文字界、篆刻界、书法界编辑一本实用的、方便的、有价值的参考书籍。文字考证，诸家之说不一，需要辨别，甄选其优，这首先需要长期的、广博的、专业的知识积累。其文字考证的基本功在《新出土殷周青铜器铭文整理与研究》中已得到古文字学界的好评。《殷周金文集成补编》收录1517器，分别对钟、铎、铃、鬲、鼎、簋、卣、觚、尊、簠、敦、豆、爵、角、盘、斝、壶、盂等器物进行了诠释。他利用“二重证据法”，注重新材料的使用和参证，分为燕、晋、楚、秦、吴、越六国地域，论述了商周的世系及王年、礼制、军事、经济以及其他方面，这种积累为今日《战国玺印》分类编号释读奠定了扎实的基础。《战国玺印》共收集9371枚玺印，每枚阐明出处及编辑号码，如人口之编户籍，需要繁杂的程序，光是引用印谱简称表达就有73种之多，借鉴和参考的书目更多达数千种。该作《前言》中讲：“每枚玺印仅标出处和释文，力避繁琐，方便读者使用”，其实读者知其前面的考证功夫便能理解后来之成果。每字编号易查，索引归纳出来每字的出现概率，又增加了释文的对比性和可行性。文字考证即是文化诠释，其《中国文字与书画艺术》中认为：“中华文化的核心是汉字，它也是中国精神文明的旗帜。”胡长春也吸收了相应的方法，在文字考证与取舍中择善而从，如从索引表5点查“市”字达60印之多，9点查“亭”字达11处之多，可以根据不同写法而判定其国别。

归纳印章的鉴赏价值

    战国古玺研究者不乏其人，且方法众多。他们将玺印、封泥与古文献相对勘，或对出土战国封泥进行综合研究，或将玺印与文献资料、汉画像相印证，这都是玺印研究的重要方法。然而总体来编号登记、注明出处，并按照音序分域来编排者，胡长春乃是首位。
    战国纷乱，文字多样，南北异域，错讹难免。将数量众多的玺印文字作出登记、注释、分类、索引，分门别类地分为官印、私印、封泥印、吉语印、符号印等，是非常繁杂且辛苦的工作，而这样的归类与查询方式对于学习篆刻、查找文字者却是非常便利的。此书可谓是篆刻学习者、研究者的福音。如查找“yu”音的字如“于”“余”“玉”“鱼”等都归纳在一起；又如查找带“长”起首的印，能够直接查出“长劲”“长鬼”“长旬”“长狂”“长留”“长渴”等数十字。且易于进行同字对比。还以“长”字为例，根据字的不同形态，于对比中更能思考其在印章布局中的微妙变化，随势赋形，伸缩自然，而“长”字随着字数多少、位置宽紧而有长、短、方、圆、粗、细等变化，充分体现了古人的艺术才华和应变智慧。按照音序、地域分类排列，非常有益于对比和鉴别。对于重复率较高的字，不仅便于理解和把握，更利于对印章文意的了解，便于知晓古代文化的特点和取向。如“事”字起头的印章多达150多方，这种现象非常值得研究。由印章归纳而带来的文化现象研究，可以促进我们更深刻地思考。此外，按照地域分为了秦、燕、晋、楚、齐、待考六类，不仅可以看出印章风格之区分，而且能感受到地域审美的差异。同样查一“卢”字，多达十余字形，分别在六国各文字系统中，对比查看，变化甚大，从中可见作者编辑此书的深意。地域印风的对比研究，也可以反映出审美文化之差异，齐地官印之端雅刚健、私印之轻空灵秀，与楚国官印之烂漫诡奇、私印之矫变瑰丽是很有对比性的。齐鲁文化之清雄端重与楚文化之汪洋恣肆，截然分明。玺印虽然是方寸世界，但足以觇视战国百花齐放的文化变迁。

丰富书法的借鉴价值

    早年，胡长春与陈爱民共同编纂了《甲骨文书法史年表》《20世纪金文书法史年表》，对新出土文物、书法大事、书法创作、书法逸闻等收罗殆尽，尤其醉心于殷周铜器铭文、战国文字、楚简帛书法等，为《战国玺印（分域音序）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而他的《基于新出土材料之汉字书写与汉字形体演变的新思考》等已经开启了其研究的新方向，延续徐无闻先生的研究之路，这也是西南大学设立这一博士点的优势所在。
    胡长春带有书法和文字两个方面的研究生，在文字考证与书法创作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。书法学习古代甲骨文、金文、籀文，多注重铸刻的大件作品，临摹也多从官家物品出发。当代研究金文等更注重从私人器物，尤其是从印章入手，则更具有典型意义。如黄惇先生主编的《中国历代印风——先秦印风》将秦、三晋、燕、齐、楚的古玺印列表对比，方知地域文化之差别巨大。胡长春团队的努力，其心希古而制在当时，对于文字、印章、书法三方面的裨益，十分利于教学、研究和创作。其著作《中国书法与古文字研究》已经表达了努力的方向：书文互通，以文促书。而观《战国玺印》的书法价值，则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。

一、文字形态的多变性与统一性。

    战国玺印文字灵活处理其点画，万字不同，一字多形。战国玺印一般都很小巧，在有限空间千变万化，达到了“方寸世界，气象万千”之妙境。一字的形态随着空间的疏密而能延伸、收敛、屈曲、省减等，足见其书写的智慧。如1995“董朝”、1996“董臣”、1997“董成”、2001“董弟”的比例大小、线条弯曲程度、外框粗细对比等，都是绝对的不同，随机翕张，给书法的启发甚为明显。观《墙盘》与《毛公鼎》等字，同样存在着变通之原理。然而，各国文字虽存在着差异，但又有着内在的统一性，读者当观图而对比，而鉴别，而分析，自然会有心得体会。

二、虚实相生，刚柔相济的辩证法。

    作为方寸世界的战国玺印，以朱文为主，书写性更强。玺印的智慧体现在对多字数处理的技巧上充满了中国美学的辩证法。“计白当黑”，残泐有趣，虚处见神，如1757“长逮”、0628“武尚都尉”等；“疏可走马”之印，线条虚和，留红甚多，如0622“徒口都尉”；“密不容针”之印线条密丽，意象恢弘，如3252“苏谨”等；“长短相形”则对比强烈，注重反差效果，如2383“扈市”、8355“夭玺”等；“似欹反正”者，以曲救正，柔中见刚，如9032“中信”、5396“司寇之玺”等。邓石如的“印从书出”与黄牧甫的“书从印出”完好诠释了书法与印章的互动。乔大壮在《黄先生传》中论述黄牧甫篆刻时说：“作篆极渊懿朴茂之胜。”原因在“自秦、汉玺印而外，益取材钟鼎、泉币、秦权、汉镜、碑碣、匋瓦，能于皖浙两宗以次衰歇之后，自树一帜，并世学者尊为黟山一派云。” 黄牧甫的书印互参，成就了其大师地位。

来源: 中国书画报